國際化是塑造與擴大學者影響力的重要途徑。然而不幸的是,知識工作者們對國際化的追求往往被異化為在外文期刊發表論文。其原因不外乎如下幾點:一是多年來英文論文在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雙一流”評選過程中被額外重視,在評價體系中的分量遠高于同水平的中文論文;二是學校為了發展與排名,進一步在教師職稱評聘與獎勵、人才引進與評選過程中也將外文論文作為考察與篩選標準的重要指標。由此,自上而下定位失當形成了外文論文對績效評價、獎勵和人才評選等諸多現實利益的綁架,并引致學者們對國際化途徑與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迷茫。為了擺脫實踐與追求之間的“漂移”,我們需要認識到,自身的核心追求實際上是知識以及附加在其上的理想與價值。
關注知識的原因:負載于知識之上的人類進步
人類的進步毫無疑問建立在知識創造的巨大價值之上。在古代中國,老子、孔子等思想家對于世界本質進行了思考,相關思考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東亞乃至世界的發展。同樣在西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牛頓、愛因斯坦等哲學家或科學家對于世界本質規律的探索,也為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指導。哲學與科學作為認識世界的兩大知識體系,其關系密不可分。科學家愛因斯坦閱讀哲學著作,并從哲學中汲取思想營養,他確信世界的統一性和邏輯的一致性。哲學家大衛·休謨對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的質疑,影響了愛因斯坦,使他相信相對性原理應該普遍成立,并投入到了相對性原理的研究中。對知識的探索和利用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狀況,同時也極大地滿足了人類的好奇心。人類乘坐的高鐵、飛機,以及已經露出曙光的無人駕駛交通工具,人類使用的現代化通信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等等,無不反映出知識工作,特別是專業知識對改善生活的極大貢獻。
知識:邏輯跨越西東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及其思想繼承者亞里士多德是西方較早討論知識的哲學家。在西方哲學中,研究知識的學問被稱為知識論抑或認識論,英文為epistemology,它來自兩個希臘詞,一個是“episteme”,意為“知識”或者“認識”,另一個是“logos”,意思是“邏輯”、“推理”等。可見知識有兩個來源,邏輯與經驗。其中,經驗是分“東西方”的,但邏輯則是不分“東西方”的。
從經驗的角度,知識來源于研究者經驗的感知、總結和歸納,研究者的感知、既有經驗、價值觀、客觀性或意義建構,自然會滲透和影響經驗知識的產生。所以具體的經驗知識也許因理論負載、文化和價值觀認同、經驗可推廣性,難以全球化。而從邏輯的角度,學者可以脫離經驗,通過邏輯推理獲得真知,這種知識不依賴于具體經驗,因此也不局限于具體的情境,更加具備全球化的潛力。
知識:超脫語言載體
就知識的創造而言,并不是研究者在境外就可以產生國際知識,也不是在本土便只能產生本土知識。當然也不是發表在國外就是國際知識,發表在國內就不具備國際知識。沒“留過洋”、沒寫過一篇外文的學者也可以是國際化人才。例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以中文寫作,但其作品的邏輯與思想具有穿透力,產生的知識有價值,便可以翻譯成國際語言,成為國際知識。
從歷史的長尺度看,國際主導語言出現數次變化,以后世界主導語言是哪個?現在仍是未知,或許要看哪個國家以后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等知識的發展更強大,對世界的價值貢獻更大。近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中文在世界范圍內的應用場景愈發廣泛,也支撐了以上觀點。所以,“國際主導語言”并非一成不變,無論是中文、英文還是其他語言,只要有邏輯和價值都可以是國際語言。老子、孔子寫的是中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寫的是希臘文,馬克思寫的是德文,休謨寫的是英文。直觀上講,這些都無法稱為國際語言,但從知識的邏輯層面講,這些又都是國際語言。因此,如果一定要定義國際語言,大概邏輯更具備國際化功能。知識性好、邏輯通順,不管最初以什么語言為載體的知識都可以經過翻譯通向世界,這些知識往往也是理論和實踐能力的體現。反之,邏輯不通,或不具備價值,用什么語言寫,也難以被世界接受。
知識:鏈接偉大理想和價值
每個偉大的學者都有一個偉大的理想。比如柏拉圖將正義與善作為理想國的主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實現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想社會,社會學家韋伯獨創的理想類型,袁隆平“禾下乘涼與雜交水稻覆蓋全球” 的兩個理想。這些偉大的學者都有令人激動的理想,不僅激勵著自己也激勵著他人。
愛因斯坦曾說:“不要爭做成功的人,要努力做有價值的人”。在知識的世界里,要探究“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這些“唯”現象的原因,反思各種制度是不是過于注重成功導向的功利化評價,并為學者們提供創造更大價值的制度生態。學者們自己也應該自覺超越符號化的成功,努力追求做有價值、有理想的人。亞里士多德曾說:“我們的潛力從未被開發完”。如果人類太局限于現實世界的目標,就會忽略還有一個理想的世界,可以讓自身充分地發揮想象力。即便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去實現、去檢驗理想,但是絕對有機會充分地去想象、去建構理想,堅信偉大的理想終究有人會去踐行。信念是知識和思想的基礎,堅守理想信念,方能體驗“真理的味道特別甜”。
結語
回歸于學術研究現狀,昨日“唯海外經歷”,今日“唯英文論文”,實質上體現的是“唯知識”的匱乏,如果將“唯知識”作為評價學術知識的標準,其余諸多“唯”都將不復存在。目前以英文論文為主流的范式只是歷史長河中一個時間很短的階段,隨著國際實力的演變,主流語言也會隨之改變。基于邏輯和價值的知識與能力、具有穿透力的思想和理想,才是國際語言,才鏈接著學者們的偉大理想。
學者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未來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關鍵在于能否有引領世界的知識、理想和價值,用中國特色理論解釋中國現象、用中國現象豐富世界理論,而不應當局限于外文和外文期刊發表,傳播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現象和預測中國未來。理論源于實踐,又用來指導實踐。中國學者需要從中國和世界的聯系中探討人類共同課題,要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為中國發展貢獻經驗知識和價值,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過去我們已經太過簡單化、符號化地分類了國際化與本土化,對知識和知識工作者的評價也過于粗糙。愛因斯坦曾說:“簡單不能過于簡單”,大學之道在“止于至善”。需要修正的方向是:從知識、價值性和理想性上去定義和評價,而不只是從其他來源和符號去功利化地評價成功。人生既要有可實現的目標,更要有不可實現的理想。真正偉大的學者都是追求價值和貢獻的理想者,他們都不急著“奔跑”,不唯速度,不唯功利,他們相信理想不是自己來實現的,但終會有志同道合的人去實現。他們踐行著“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因此可以數十年如一日,堅守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踐行著理想者改變世界的社會科學規律。對于面向未來的、暫時不好評價價值的探索,我們應當給予的,是一顆包容的心。(作者:杜運周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